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

摘  要：2019年被普遍视为国际关系学科(IR)建立100周年。过去多年间，IR是以欧洲和美国为考察对象，理论的建构也是从欧美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国际关系学正在成为一个更具有全球性的学科领域，或一门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从大趋势看，IR正在从西方的或基本是西方的学科发展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而中国正在成为其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建设“中国学派”的主张和努力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也在国际上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关键词：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研究协会；中国学派

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SA)是规模最大的学术组织，ISA大会是一年一度规模最大的盛会，相当程度上也是全球国际关系学走势的风向标。ISA大会每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举办，一般安排在3月下旬。2019年大会于3月27日至30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主题为“再思国际研究:创新与进展”(Re-visio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novation and Progress)，来自世界各地的约6000名国际关系学者参加了大会。2019年恰逢国际研究协会成立60周年，成为回顾和前瞻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契机。

一、ISA多伦多大会映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

大会期间，共举行了237场主题和圆桌会议，1246场一般小组会议或圆桌会议，除此之外，ISA的25个伙伴组织和29个分会也都举办了各自的活动。大会期间还安排了102个特别事项会议，包括创新小组会议、委员会小组会议、年轻学者专场(这一设计旨在专门为年轻学者提供机会，与资深学者建立联系，同辈之间建立网络)等。创新小组会议包括:(1)危机动能与网络治理:模拟跨国视角;(2)对学术研究者的网络安全建议;(3)学术自由的全球指数:为何?如何?它能否使大学更美好?(4)通过照片、地图和图画讲授国际问题研究;(5)冲突和冲突区域的玩具政治;等等。5个相关委员会则是:学术自由委员会、代表权和多样性委员会、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交往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职业发展委员会。

很多学术期刊都借ISA大会之机举行编委会或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比如笔者本人作为编委出席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s)杂志的国际编辑委员会会议，见识了新创刊的学术刊物如《欧洲国际安全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还有过去所未闻或未见的如《世界体系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有的组织或学术单位也借此机会举办了不少招待会(reception)，有的是由相关分会(section)主办的，有的则是由大学或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主办的，这当然是需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为支撑的。

ISA共下设29个分会，4个核心小组(caucus)，包括:(1)外交研究(Diplomatic Studies)分会;(2)英国学派分会;(3)环境研究分会;(4)族群、民族主义和移民研究分会;(5)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分会;(6)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分会;(7)全球发展分会;(8)全球卫生分会;(9)全球南方核心小组;(10)历史上的国际关系(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分会;(11)人权分会;(12)情报研究分会;(13)跨学科研究分会;(14)国际传播分会;(15)国际教育分会;(16)国际伦理分会;(17)国际法分会;(18)国际组织分会;(19)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20)国际政治社会学分会;(21)国际安全研究分会;(22)和平研究分会;(23)政治人口学与地理学分会;(24)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体系分会;(25)宗教与国际关系分会;(26)国际关系中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分会;(27)国际进程的科学研究分会;(28)世界政治中的南亚分会;(29)理论分会;(30)国际事务积极学习分会;(31)在线媒体核心小组;(32)同性恋核心小组;(33)妇女核心小组。它们举行的各种专题会议、讨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琳琅满目。

ISA会长的任期是一年，比较民主。每次大会期间，上一任会长任期结束，新一任会长开始自己的任期，发表会长演讲(presidential address)，一般会安排一个比较大的会场，演讲结束后举行招待会。出任新一任ISA会长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卡梅伦·蒂斯(Cameron  Thies)。

还有的学术机构则趁这个机会邀请大家聚到一起，举行午餐会，向外延伸，扩大影响力，如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CFR)，总部设在纽约，每年都在ISA大会期间举行一场午餐会，笔者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这次在CFR午餐会上见到了年已八十多岁的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他自称在场年纪最大，他的代表作《贸易国家的兴起》等作品颇有影响。笔者向他讨教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他给出的回答是此论“错误”。

如此众多的活动，可谓精彩纷呈，会议手册厚达440页。按照惯例，大会期间举办了规模非常可观的书展，国际上有影响的各大出版社都来设立展台，也有的是学术机构租用场地展示和销售自己的出版物。ISA大会期间的书展是一年一度本学科所出版的图书和学术期刊的集中展示，反映了本学科的新发展。

大会的开放度很高，只要是注册了的参会代表，可以参加几乎所有各场会议，自由出入。各场会议之间冷热不均，有的场面火爆，一座难求;有的三三两两，门可罗雀，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如此大型的会议对会场有一定要求，即必须是大型的酒店，能够举行大型的活动，而且一个这样的酒店还不够，需要两到三个大型酒店。一般中小城市没有这个条件，须是大城市。就ISA大会而言，一般在美国的某地举办，有的时候在加拿大，其实也就是多伦多。在此之前，2014年的ISA大会也是在多伦多召开的。

ISA大会的这种运作模式，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由清华大学主办、一般在每年夏天召开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就是学习了ISA大会的模式，当然规模要小很多。

ISA成立于1959年，是作为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学术组织成立的，经过60年的演变发展，从西海岸发展到全美，从全美发展到北美，又进一步发展到全球，已经从初期的200名左右会员发展为现今有6800多名会员的世界性组织，有常设机构和专门工作人员，目前设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大学。ISA出版七种学术刊物，分别是《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国际研究透视》(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全球安全研究杂志》(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和《国际互动》(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上一年度的会长是南加州大学教授派屈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手册中他的欢迎辞问道:随着日益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出现了怎样的转变?有鉴于这些发展，国际研究的各种理论未来将如何?我们在哪些地方取得了进步，还有哪些地方应该做得更好?简言之，我们如何重新构想国际研究及其主题领域?这实际上是对一年一度的大会提出了一些问题。

出任会长的学者一般都是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带头人，当然他们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不可能一样。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2013—2014年任会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倡议或主张，即要把国际关系学发展为“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或Global IR)，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走向全球国际关系学

在阿查亚看来，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一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追求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它有六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它反对一元论普遍主义(a monistic universalism)。全球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一种多元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的基础上，体认和尊重全球IR学界的多样性。Global IR呼吁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普遍性(universality)做出新的理解。国际关系学中，普遍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含义是一元论普遍主义，即某种思想或者理论“适用于一切”或者唯一正确，其他的要么错误，要么就是等而下之。它与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是密切对应的，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就是一元论普遍主义。启蒙运动有它晦暗的一面，即压制多样性，为欧洲帝国主义张目。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方法中，这种普遍主义显现为很多武断的标准设定，唯某种理论或者方法马首是瞻，死死守住门户，而把可供选择的其他叙事、观念和方法论边缘化。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曾撰有“国际研究中的普遍性”(2002)一文，提供了另一种普遍主义观念，即“理解和尊重一个不断变化世界中的多样性”。这一观念拒斥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二分法，认为这种二分法是虚假的和由政治驱动的。一元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多元主义。多元普遍主义使我们能够把国际关系学的世界看成是具有多样基础的一个巨大华盖。这一多元普遍主义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了基础。

第二，全球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的基础上，而并非只是希腊罗马、欧洲或美国的历史;它建基于西方的以及非西方的观念、制度、思想视角和实践。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超越西方和四方的界线，而且承认世界各个地方所有人的声音、经历和价值观。然而，“把四方纳入进来”并不只是简单地把非西方世界用作试验场，在经过一些调整和延伸后重新证实现有的IR理论。Global IR要求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运用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案例研究，主要是为了验证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问题(ethnocentrism)并不会消失，它只会增强“地区研究只是为西方理论多提供了一些原材料”这一形象。对Global IR的关键挑战是从非西方的语境中发展出概念和路径，且不光在本地运用它们，还要运用于其他语境，包括更大的全球背景下。

第三，全球国际关系学把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归入在内，而非取代它们，这包括人们所熟知的理论、方法和科学主张。国际关系学理论在处理非西方世界时不是铁板一块和静止的。某些理论对非西方语境和经验更为敏感。一些批判理论，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承认西方以外的事件、问题、施动者(agents)和互动、从中获得理论洞见以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中处于前列。Global IR敦促主流理论重新思考它们的假定，拓宽它们研究的范围。

第四，全球国际关系学整合各地区、各种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地区研究。把这一领域称作“Global IR”并不意味着贬低地区和地区主义的重要性，也不是贬低地区研究的贡献。相反，Global IR给予各地区和地区研究传统和路径以中心舞台。Global IR呼吁认知地区多样性和施动性(agency)。Global IR并不把各个地区视为物理的、制图的或文化的实体，而是动态地、有目的地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空间。今日的地区和地区主义不像过去那样以领土为基础或以国家为中心;它们包括一个不断扩大的行为体和问题(issues)范围。对地区的研究不止关注它们如何组织它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而且关注它们如何相互联系并塑造全球秩序。Global IR不把地区看成是一个个完全自我维持的实体，也不看成是全球动力学纯粹的延伸。地区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传统划分可能已经瓦解了。对地区的研究为学科路径和地区研究之间锻造紧密的整合提供了一个中心机制。通过其与各地区研究的密切联系，Global IR有效地把学科性IR(具有理论兴趣和创新性但被认为缺乏经验丰富性)和地区研究传统(强烈关注田野研究但被其批评者视为非理论的)协同了起来。新的综合及协同给予了“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观念以含义和实质。

第五，一个真正的Global IR必须避免文化例外论和偏狭性。例外论是这样一种倾向，它把一个人所属的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的特征表达为同质、独一无二和高于其他的社会、国家或文明。关于例外论的各种声称，常常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垮台，原因并不只是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的文化和政治多样性。这些例外论所声称的东西反映了统治精英的政治议程和目标，明显见于诸如“亚洲价值观”、“亚洲人权”或“亚洲的民主”。

类似的，例外论经常证明强国对于弱国的支配地位为正当。在国内似乎是良性和流行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表现为门罗主义和为自我服务的全球干预主义(global interventionism)。日本战前盛行的泛亚论说(pan-Asian discourse)中的一支——立足于“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一倾向。乞灵于中国朝贡体系作为新的IR中国学派(anew Chinese School of IR)之基础的一些努力也属于类似的可能性。

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学派的发展能够拓展和丰富IR。但如果它采取例外论的形式，那它就挑战了Global IR的可能性。以认同为基础的知识值得有一席之地，它不排除相互比较和更广泛地理解地方性语境这一需要。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全球国际关系学承认物质力量之外的多种施动形式，包括抵抗、规范行动和全球秩序的地方建构。Global IR采用广义的施动(agency)概念。先前的多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否认非西方社会的施动作用。并不太久以前，正如显见于19世纪自由主义学说和战后初期英国学派的论述那样，国际关系学中的施动是以“文明标准”出现的。其决定性要素包括国家保卫自己的主权、发动战争、谈判缔结条约、遵约和管理均势。欧洲殖民大国这一自我服务、非历史和公然种族主义的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即即使是最精妙的治国艺术也久已存在于许多早期的非西方文明中。

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视作边缘之时，一些批判性理论——包括那些与后殖民主义和依附学派有关的——却在这个边缘上成长了起来。它们的主张者正确地批评了主流理论排斥全球南方，但又极少从其中探索可供选择的施动形式，因为承认那种施动有可能损害它们叙事的中心部分。在全球国际关系学中，施动既可以是理念形式的也可以是物质形式的。

根据上述观念，阿查亚提出了Global IR的研究议程。第一，从世界历史中发现新的模式、理论和方法以挑战当前的某些陈词滥调。第二，分析西方主导200多年后权力和理念分布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意涵。第三，在其充分的多样性和相互联系之中探索各地区构成的世界。第四，接纳各种主体和方法，它们要求深入和实质性地整合学科和地区研究的知识。第五，考察各种观念和准则如何在全球层次和地方层次之间流转。第六，研究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学习。人们有更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它们多于文明的冲突。

Global IR提出后，在中国IR学界似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不过国际上情形有所不同。在这次ISA2019大会上，这一问题还在继续讨论中。2019年除了是ISA的60周年外，还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一百周年。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建立了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的国际政治讲席教授职位以开展教学和研究，到2019年是一百周年。国内有数个学术单位在筹备召开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也有人挑战这个称国际关系学科出现于1919年的说法，说在此之前早就有很多思想家学问家论述过国家间关系问题了，何至于到1919年?!

对于这个问题，知名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此次多伦多ISA大会上有一个说法，认为这“一百周年”是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好机会，使它成为一个抓手。1919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研究不那么具有学术系统性，而以1919年为界，此后就比较具有系统性了。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不能说成1919年前没有，1919年开始才有了国际关系学，因为1919年之前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有过著述，因此1919年开始才有IR的说法是一个神话(myth)。另一方面，这个“神话”也不全错，也有一定道理。因此，布赞与阿查亚一起撰写了一本专著，赶在ISA2019大会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生成》(The Making of 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并为此举行了一个专场会议，围绕这本书来讨论，除了两位作者外，主讲人还有资深学者卡·霍尔斯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乌勒·威弗(Ole Waever)等。霍尔斯蒂基本上是肯定1919年说的。在他看来，说IR建立于1919年，它的含义是:建立了正式的IR科目，IR成为一门学科专业，在大学里建立起来了，而之前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写过、撰述过国际关系，因为这显然不是事实。

布赞还讲到一个意思，认为1945年后国际关系学出现了重新构建或另一种建构，IR变得更为美国化，也更为自主地发展为一个学术科目，国际法则更加自成体系。我们应该使IR更具全球性，要走向一个当前正在兴起之中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

三、中国的进路

当前，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呈现美欧走在前面而又多元发展的局面，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学呈现较好发展势头，受到更多的关注，应不应该有国家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这一讨论还在延续中。

此次ISA大会期间，另有一场颇有意思的专门会议值得提及，它以“Is there a Canadian School of IR?”为主题，即是否存在一个加拿大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这显然跟此次ISA大会在加拿大召开有直接关联。

首先发言的是加拿大女王大学资深学者金·诺萨尔(Kim Nossal)，他从一本书开始讲起，这本书叫《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派》(The Austral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3)，作者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詹姆斯·科顿(James Cotton)。诺萨尔的看法是加拿大并不存在一种理解国际关系学的共同路径(common approach to theunderstanding of IR)。他的回答很明确，就是“No”。

别的重点发言没有这么干脆明确。有一位女学者说道，加拿大没有像英国学派那样的加拿大学派，不过她接着使用了一个“但”字，有所保留。另有一位学者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范式把加拿大的国际关系学统一起来，唯一的例外是方法论，在加拿大，主导性的方法论是定性研究方法。

担任这场讨论主持人的女学者利娅·萨森则专门提到了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2018年辞世的考克斯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生前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萨森的言下之意是，加拿大的国际关系学是有自己的东西的。她还认为，加拿大IR学界关于加拿大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以及关于加拿大的思考，的确引致了一种加拿大的风格(Canadian style)但并非学派(not a school)。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是不是存在一个学派(school)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这看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此次ISA大会，国内有来自复旦大学(5人之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的十多位学者出席，显示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积极参与世界性学术活动和对话的积极趋势。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于201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英文专著，这次大会期间有一个专场会议就是围绕这本书展开的，说明中国学者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IR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中国学界还办起了像模像样的、国际性的英文刊物，如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JIP)，以清华为基地，其主编孙学峰同其他几家英文刊物的主编一起参加了由几位期刊主编主讲的专场会议。还有以复旦为基地的《中国政治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国际关系学正在成为一个更具有全球性的学科领域，从非西方地区发展起来的IR正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显示更大的存在。

总体而言，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这一发展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其中日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这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进一步崛起于世界，二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要说显学也不过分。从以往经验看，一门学科的地位与该国的世界地位存在着十分直接的相关关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英国执世界牛耳，英国的经济学也处于相应的突出地位，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当时具有极大影响。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美国的经济学也上升成为具主导性地位的经济学。20世纪前半叶，国际关系的中心是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也被看成首先出现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超强，从20世纪后半叶起，国际关系学的重心也转移到了美国，至今依然。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也将在世界学术殿堂中产生更大影响，占有更重要地位。不难看到，中国的年青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正在迅速成长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产生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学术产品。当今之时，中国整个国家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也即要产生具有自己原创性的东西如核心技术和重要学术理论。近一两年的“贸易战”中所发生的事件和情形已使人们看到，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他人手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受制于人和被“卡脖子”。国际关系学的情形也有点类似。中国人的贡献和理论在哪里?在呼唤了若干年后必须产生或进一步产生，中国才能够在世界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厦中获得一席之地。

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英文专著的出版，是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值得庆贺，但还不够。近些年来，上海一批学者在进行共生问题和共生理论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也反映了中国学者自主创新意识在增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必须走自主发展之路，而不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

主张建设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最初的思想，大体就是这样，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看来，建设“中国学派”的主张和努力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也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关注。主张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并不是画地为牢，而是要实现自主发展而又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从大的趋势看，IR正在从西方的或基本是西方的学科发展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而中国正在成为其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信息

任晓，1965年生，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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